【专题评论】中国冠心病介入治疗发展历程

文章来源:互联网 发文时间:201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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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9月16日在瑞士苏黎世,德国医生Grüentzig应用一种顶端带有可膨胀球囊的导管,首次为一位38岁男性心绞痛患者的左前降支冠状动脉近端狭窄病变进行了扩张[1],从而缓解了患者的心绞痛症状。这就是世界医学史上的第一例经皮球囊导管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ercutaneoustransluminalcoronaryangioplasty,PTCA)。由此,冠心病治疗的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开创了介入心脏病学的新纪元。

  随着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coronaryintervention,PCI)技术及器械的不断发展与改进,PCI操作更加简便、安全、易行,使之成为与药物治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并驾齐驱的冠心病三大治疗手段之一。值此世界PCI开展40周年之际,适逢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成立40年纪念,我们全面回顾我国PCI发展历程以及我国心血管病专家为冠心病介入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并展望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发展趋势。

  一、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

  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作为了解冠状动脉病变的一种手段,可了解冠状动脉起源和分布、解剖和功能异常以及冠状动脉内的侧支交通情况,可作为冠心病诊断方法中简便和较为可靠的标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陈灏珠、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王恒润经过1年多离体及在体动物研究以及人体标本上的操作,于1973年4月23日成功施行国内首例经皮穿刺股动脉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2]。同年6月,北京、广州也相继开展冠状动脉造影术。此后,冠心病介入性诊断在国内逐渐开展起来。

  二、PTCA时代

  在国外PTCA技术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专家也不断地关注和探索该技术。1983—1984年PTCA技术传到了中国。1985年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郑笑莲等[3]在国内开展了首例PTCA,开创了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时代。

  1985—1987年,全国共开展了45例冠心病介入治疗。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PTCA技术在我国快速发展,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阜外医院高润霖在国内首先开展多支、复杂病变及慢性完全闭塞(CTO)病变的PTCA;1989年在国内率先开展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溶栓失败后补救性PTCA,同年开展直接PTCA[4];1990年开展STEMI并发心原性休克的PTCA[5],使患者住院病死率降低至50%以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1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朱国英报道了100例PTCA的介入经验[6],总成功率为93%,13个月随访临床有效率为90.3%,这是当时国内PTCA首次达到百例的报道。其后,高润霖总结了170例PTCA[7],其中依据美国心血管病学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分型的B型和C型复杂病变成功率分别达到90.1%和81.1%,显示出我国PCI技术逐步走向成熟。

  高润霖主持的1984—1996年全国第一次冠心病介入治疗病例注册登记资料分析显示[8],国内有51家医院完成了6213例PTCA,总成功率为91.9%,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8.5%,直接PTCA297例(占全部PTCA的4.8%),成功率为92.6%,表明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取得显著进展,成功率及并发症发生率与国外相似,但总体PTCA实施例数远不能满足冠心病患者的需求,而且分布不均衡,开展PTCA的医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高润霖主持的全国第2次冠心病介入治疗病例注册登记资料分析显示[9],1997—1998年国内75家医院开展了8725例PTCA,仅1997年手术例数就超过过去12年例数的总和,且成功率达95.9%,尤其是STEMI直接PTCA增长迅速,达1045例(占全部PTCA的12.0%),成功率为95.8%,表明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正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快速发展。

  国内冠心病介入的开展得益于一大批常年奋斗在心血管领域的"拓荒"专家学者,如高润霖、朱国英、贾国良、北京安贞医院吕树铮等在国内较早开展PTCA,为推动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裸金属支架(barementalstent,BMS)时代

  PTCA作为冠心病的有效治疗手段迅速而广泛地为临床接受和应用,但其术中的急性血管闭塞和术后的亚急性闭塞以及再狭窄(约30%~45%)严重限制了其疗效。1987年Sigwart等[10]首次将自膨胀BMS用于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以来,显著降低了介入治疗急性缺血并发症及远期再狭窄率,成为PCI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展了冠状动脉内BMS置入术,至90年代中后期,BMS置入术在我国各地迅速得以发展,成为我国冠心病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

  1994年高润霖等[11]首先在国内报道了该院自1992年10月至1993年11月7例冠状动脉内BMS置入术的临床应用结果(Giantuico-Roubin和Palmaz-Schatz支架),用于治疗急性闭塞和预防PTCA后再狭窄,均获成功。

  1996年5月沈阳军区总医院韩雅玲等[12]报道了该院1995年6月至1996年2月的16例冠状动脉BMS临床应用结果。共成功置入19枚BMS,无并发症发生;随访1~8个月均存活,1例发生再狭窄。同年10月,郭静萱等[13]、贾国良等[14]、吕树铮等[15]、陈传荣等[16]相继发表论文,报道中国冠心病患者置入BMS的临床疗效。

  1997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高炜、朱国英和霍勇等首次报道了百例以上BMS置入术的临床应用经验[17]。1999年9月北京阜外医院高润霖、陈纪林和杨跃进等报道了该院冠状动脉内BMS置入术1000例的单中心经验分析,结果均显示[18],中国人群冠状动脉内BMS置入术可取得良好的临床和冠状动脉造影效果,并发症发生率低。高润霖主持的1999—2001年全国第3次冠心病介入治疗病例注册登记资料分析显示[19],每年完成例数较上年增加40%左右,2001年全国完成16345例,总成功率仍保持在97.0%左右,在所有PCI病例中,80.6%的病变置入了支架,支架置入成功率达99.0%。为规范PCI技术的应用,使我国PCI稳步、健康发展,2002年中华心血管病学会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组织了专家组,由高润霖作为通信作者,首次制定并发布了我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20],发表于2002年《中华心血管病杂志》。随着新的PCI临床应用循证医学证据的出现,2009年高润霖和霍勇共同主持修订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2009)》[21]。2012年和2016年韩雅玲执笔,主持编写了《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2012(简本)》[22]和《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2016》[23]。上述4次指南的编写参考了最新国际临床研究结果,同时结合了我国国情及临床实践,对PCI治疗领域的焦点和热点问题进行了较全面讨论,为我国PCI的规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药物洗脱支架(drug-elutingstent,DES)时代

  由于BMS金属异物在血管内的存在,致使新生内膜增生反应依然存在。因此,BMS6个月内再狭窄发生率虽较PTCA明显降低,但仍高达15%~30%。因此,DES应运而生。中国在DES应用领域几乎与国际同步。随着2002年11月美国Cypher西罗莫司DES和2003年2月Taxus紫杉醇DES在中国上市,平均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降低至10%以下。

  然而,第一代DES置入后极晚期血栓形成增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24]。为了克服第一代DES的缺点,新一代DES使用钴-铬合金或铂-铬合金作为支架平台,替代第一代DES的不锈钢金属支架平台,增加了径向支撑力和柔韧性,减少了支架厚度。同时改进了支架表面的多聚物涂层的生物相容性或应用可降解多聚物涂层,减少了多聚物引起的炎性或过敏反应,并应用西罗莫司衍生物如依维莫司(Evorolimus,XIENCEV支架,PROMUSElement支架)和佐他莫司(Zotarolimus,RESOLUTE支架)作为携载的药物,以促进DES表面内皮化愈合过程。全面的网络荟萃分析结果表明,新一代DES明显减少了支架内血栓形成,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优于第一代DES及BMS[25,26,27]。

  我国心血管医生对这些进口新型器械在不同临床情况下中国冠心病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做了进一步评价。高润霖组织的CypherSELECT真实世界注册研究在20个中心共入选1189例患者,手术成功率为98.3%,12个月随访结果显示靶病变再次血运重建发生率为5.14%,心原性死亡率为1.11%,靶血管再次血运重建发生率为5.74%,无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生存率达93.7%[28]。韩雅玲等主持的ENDEVOR中国注册研究入选了46个中心2007年11月至2008年9月的2210例患者,入选患者包括各种冠心病临床类型,其中35.04%为C型病变,主要终点12个月MACE发生率为3.03%[29]。阜外医院乔树宾主持的RESOLUTE中国注册研究入选了30个中心的1800例患者,1年靶病变失败发生率为3.5%,明确或可能的支架内血栓发生率为0.5%[30]。通过这些研究,验证了第一代及新一代DES在中国真实世界中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DES在中国的广泛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心血管医生也开始独立主持开展国产DES的临床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其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显著降低了医疗费用。高润霖主持的TARGET系列研究、PANDAⅢ研究评价了国产Firehawk支架、BuMA支架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31,32,33,34,35,36]。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团队[37]和解放军总医院卢才义团队[38]最先对第一个国产涂层可降解EXCELDES进行了上市前研究(共63例)。该支架上市后,韩雅玲主持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中国59家中心参加的CREATE注册研究[39],共入选包括左主干、CTO等高危复杂病变的2077例患者,术后5年随访提示在我国真实世界的PCI临床实践中,应用该支架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且术后仅持续6个月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是安全有效的[39,40,41,42]。另外,韩雅玲还主持了系列随机对照研究CREDIT(针对EXCEL2代DES)[43,44]和I-LOVE-IT2研究(针对TIVOLI支架)[45,46],探索了不同类型涂层可降解国产DES的长期临床疗效,被《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ACC)介入分册主编SpencerKing在同期述评中评价为中国的器械临床研究已经"从模仿走向创新"[47]。上述研究体现了我国医学科技的发展进步以及心血管器械研发的创新已经得到了全球认可。

  五、完全生物可降解支架时代

  DES在完成抑制血管弹性回缩和新生内膜过度增生的作用后,其在血管内的存在已无必要;金属支架的永久存在,还可能影响血管正常舒缩功能,并可能妨碍其后需要进行的CABG。因此,完全生物可降解支架(bioresorbablescaffolds,BRS)成为PCI领域未来发展的方向[48,49]。

  高润霖主持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ABSORBChina[50]结果表明,依维莫司洗脱BRS(AbsorbBVS)在主要终点1年血管造影随访病变节段内晚期管腔丢失方面不劣于金属钴铬合金依维莫司洗脱支架(DESXienceCoCr-EES)。术后3年数据显示,AbsorbBVS组的靶病变失败率为5.5%,XienceCoCr-EES组为4.7%(P=0.68);AbsorbBVS组支架内血栓发生率为0.9%,XienceCoCr-EES组为0.0%(P=0.50)。在PCI后2~3年间,2种支架均未发生血栓。研究者认为,ABSORBChina研究比其他ABSORB系列研究的结果更令人满意的原因,是研究中强调了BRS置入需要遵循的"PSP"原则,即充分预扩张、选择合适的支架尺寸和正确后扩张。

  葛均波主持的XinsorbBRS研究[51,52]和其后韩雅玲主持的NeoVasBRS研究[53],在国产BRS研发方面也取得了理想的结果。在经过选择的患者群体中,Xinsorb西罗莫司BRS展示出了与TIVOLI金属DES相似的安全有效性。NeoVasBRS随机对照研究在全国32家医院共入选560例患者,对比NeoVasBRS和Xience支架治疗非复杂性冠状动脉病变的临床疗效。PCI后1年时NeoVasBRS组的主要终点(造影病变节段内晚期丢失)不劣于Xience支架组。此外,高润霖主持的国产第2代BRSFiresorb前瞻性、单组观察试验(FUTURE-1)目前进展顺利。中国的BRS研发领域十分活跃,已经迈入国际前沿行列。

  六、冠状动脉介入技术的创新及应用

  由于PTCA不能有效清除血管内粥样斑块物质,加之成形术后引起的血管内膜和中膜损伤,导致再狭窄率较高,国内专家在不断探索解决之道。1989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陈明哲在国内首次开展经皮冠状动脉激光成形术获得成功[54]。1996年1月广州市第一医院郭南山等[55]在国内首次报道了6例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旋磨术的临床应用均获得成功,此技术的开展为PTCA遇到困难时,特别是对血管分叉处、开口处、钙化、偏心和长管状狭窄时,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2002年韩雅玲等[56]首先报道对解剖简单的病变不用球囊预扩张、直接置入支架的方法,可为患者节省球囊耗材和对比剂用量。2016年10月北京安贞医院周玉杰、阜外医院吴永健等相继用准分子冷激光销蚀术治疗支架内再狭窄及CTO病变取得成功。2016年12月韩雅玲、荆全民首次将冷激光术应用于STEMI直接PCI(未用血栓抽吸)及静脉桥病变的PCI(未用远端保护装置)取得了理想结果。

  CTO目前仍然是PCI领域最富挑战性的病变,被认为是冠心病介入治疗"最后的堡垒"。成功开通CTO病变,可改善病变远端心肌缺血、缓解症状和改善心功能。2000年韩雅玲首创"多导丝斑块挤压技术",采用2~3根导丝同时挤压病变斑块,撤出多余导丝后斑块中的空隙增大,可使球囊顺利通过并扩张,该技术简便、安全、廉价且适应大部分血管条件[57]。2004年8月韩雅玲完成国内首例逆向开通CTO病变PCI,葛均波、广东心血管病研究所陈纪言等积极推动了逆向技术在国内的开展,2005年10月葛均波在美国经导管介入治疗大会成功转播逆向技术开通CTO病变1例。

  左主干病变一度被国内外视为介入治疗的"禁区"。2003年韩雅玲提出了"微小挤压支架技术"这一新术式[58],与经典技术相比有两大不同,一是分支支架突出到主干仅1~2mm;二是分支支架扩张时在主支内同时扩张球囊,该球囊可以限制分支支架过度伸入主支,利于主支支架送达病变。其优点是局部支架重叠减少,导丝穿过支架网眼进行后续处理的成功率提高,从而降低了支架内再狭窄和血栓发生率。2005年南京市第一医院陈绍良在体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与模拟实验,并主持开展了系列临床研究,发明了双对吻挤压支架技术(简称DK-Crush技术),通过两次对吻,使最终对吻扩张的成功率从70%达到接近100%。系列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已经证实DK-Crush对于左主干末端分叉病变和复杂分叉病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59,60,61,62]。

  穿刺路径的优化我国走在国际前列。与传统经股动脉穿刺途径比较,经桡动脉穿刺途经可使患者不需卧床,恢复更快,对股动脉或髂动脉狭窄、闭塞、过度迂曲或穿刺失败的患者尤为适宜。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魏盟等[63]、贾三庆、葛均波、韩雅玲、杨跃进、乔树宾、周玉杰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傅向华等在早期先后开展了经桡动脉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及介入治疗。2001年傅向华等[64]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尺动脉入径作为桡动脉入径备选血管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研究。目前我国经桡动脉PCI已达90.51%,彰显中国PCI技术的进步与优势。

  DES置入后虽然急性血栓发生风险逐渐降低,但异物相关问题(如聚合物残留及炎症反应等)及晚期支架血栓等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介入无置入"的新理念及技术应运而生。目前,较有发展前景的"介入无置入"技术主要包括前文提及的BRS和药物洗脱球囊(drug-elutingballoon,DEB)。2014年阜外医院徐波、高润霖等报道了中国人群应用DEB治疗DES内再狭窄的临床研究结果,紫杉醇DEB的9个月病变节段内晚期管腔丢失不劣于紫杉醇洗脱DES,表明紫杉醇DEB具有良好的临床获益。2017年,中国介入心脏病大会上韩雅玲和荆全民公布了BEYOND研究(评价首个国产紫杉醇DEB相比普通球囊在治疗冠状动脉非左主干原发分叉病变的结果),1年结果显示,与普通球囊相比,国产DEB显著降低了靶病变直径狭窄程度,在靶病变/靶血管血运重建、靶病变失败、MACE、死亡等方面均非劣于普通球囊。相信未来DEB在治疗小血管、合并糖尿病、分叉以及再狭窄病变等患者中可能会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七、冠心病介入治疗策略的优化

  1.围术期抗栓策略的优化。PCI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介入技术和器械的改进,还取决于对患者全程医疗管理的改善,冠心病的围术期管理及抗栓治疗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高润霖主持的大禹研究入选2004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应用新型P2Y12受体拮抗剂替格瑞洛的患者,1年随访证实了替格瑞洛在中国ACS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替格瑞洛进入中国前,韩雅玲主持的OPT研究,对ACS并存"氯吡格雷抵抗"的患者根据血小板功能采取不同的强化抗血小板治疗策略(氯吡格雷加量至150mg/d,或常规剂量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基础上加用西洛他唑),两种强化策略取得了相似的临床效果,但加用西洛他唑的三联疗法对氯吡格雷加量无效的患者仍然有效[65]。另外,韩雅玲主持开展的I-LOVE-IT2研究,对稳定性冠心病及低危ACS患者置入新一代药物支架术后应用6个月与12个月双联抗血小板药物取得一致效果[66],为不能耐受长期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缺血中低危冠心病(尤其是高出血风险)患者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选择策略,国际知名心脏病学专家曾评价此项工作为"由模仿走向创新的中国临床研究"[67];同时,她主持开展的BRIGHT研究[68],首次提出AMI患者直接PCI术后延长静滴高剂量比伐芦定的围术期抗凝新策略,克服了欧美临床应用比伐芦定急性支架内血栓风险增高的难题,被同期述评誉为"个体化抗栓治疗的典范"[69]。

  2.溶栓和PCI的合理结合。2007年韩雅玲在国内最早提出溶栓和早期PCI相结合的策略,并于2008年在国内最早主持联合应用尿激酶原溶栓和直接DES置入术救治STEMI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198例),与单纯直接PCI相比,溶栓后早期PCI组靶血管早期开通率由21%提高至48%,术后1年MACE由12.6%降至7.0%[70]。由此,韩雅玲提出溶栓不是STEMI再灌注治疗的终点,而是再灌注策略的启动部分,将溶栓和早期PCI进行良好的结合,在基层医院尽早溶栓,其后尽快转运到大型医院实施直接PCI,在中国国情下是一个有前景的治疗策略[71,72,73,74]。2012年上海仁济医院何奔团队报道了1项队列研究(49例),证实中国人群用半量阿替普酶溶栓后早期常规介入治疗安全可行,可获得理想的冠状动脉血流及心肌灌注[75]。

  3.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在冠心病介入诊疗中的应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波在2016年首次阐明在体冠状动脉纤维帽厚度、斑块负荷、狭窄程度是易损斑块破裂并引起临床事件的主要决定因素[76];揭示ACS发病机制主要为斑块破裂、斑块侵蚀和钙化结节,确立了OCT影像上的分类标准和诊断流程[77];并通过前瞻性EROSION研究首次提出"由斑块侵蚀导致的ACS保守的抗栓治疗是可行的"[78],该研究被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评为2016年度全球十大最佳临床研究之一。

  4.对比剂诱发急性肾损伤(CIAKI)的防治。近年CIAKI已成为PCI后三大并发症之一(另两个为支架再狭窄和支架内血栓)。韩雅玲在国内首次提出了PCI围术期短期应用中等剂量他汀预防CIAKI的策略,主持开展了目前此领域最大样本量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TRACK-D研究,为他汀预防糖尿病合并慢性肾病患者的CIAKI提供了新思路[79],成为当年JACC阅读最多的8篇文章之一。陈纪言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在预防慢性肾病患者CIAKI发生上无显著差异[80]。

  5.STEMI救治策略的创新。霍勇等报道的2016年中国PCI数据显示,直接PCI占全部STEMI患者已增至38.9%。2001年4月起,朱鲜阳、秦永文、韩雅玲等合作完成了1项纳入STEMI合并室间隔穿孔患者经皮室间隔封堵及冠脉支架联合介入治疗的多中心注册临床研究,发现联合介入治疗组的死亡率由外科手术的38%降低到14%,术后长期存活率达80%[81]。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沈卫峰等最早提出"转运心脏介入医生"的STEMI救治策略[82],与转运患者相比,医生转运组的就诊至球囊扩张时间由(147±29)min缩短到(95±20)min,其中在90min内接受PCI患者比率由7.7%提高到21.2%,出院后1年MACE发生率明显降低,将介入医生快速转运到没有介入治疗技术力量但具有设备的医院,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疗STEMI患者有效的方案。

  在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上,我国学者近年来在PCI领域完成了较多有学术价值的临床研究,如陈绍良和韩雅玲提出的DEFINITION标准能够有效区分左主干简单和复杂分叉病变,为指导PCI提供了依据[83];还对左主干、多支、CTO病变等治疗技术及其疗效,以及抗血小板治疗的疗程、药物基因组学及药物种类和剂量的选择,各种危险评分系统(如SYNTAX评分、SYNTAXⅡ评分、NERS及NERSⅡ)对左主干和三支病变介入治疗病例选择及预测预后的指导价值[84,85],以及血管内超声(IVUS)、血流储备分数(FFR)、OCT等对PCI指导价值的研究等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辽宁省金秋医院和沈阳军区总医院分别于2016及2017年成功尝试对对比剂过敏的ACS患者在IVUS指导下(未用对比剂)成功置入DES。以上标志着我国PCI治疗已由过去的学习和普及技术,进入到产学研相结合、进行独立思考和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早年中国PCI开展的初级阶段,很多国外专家不远万里前来帮助指导,如帮助西安开展国内首例PTCA的美国医生刘锡江;早年协助许多中心开展PTCA的GaryRoubin、谢德明、李伟廉、王洪忠等;帮助开展桡动脉PCI和旋磨术的日本医生Saito,帮助开展经桡动脉PCI的荷兰医生Kiemeneij;帮助开展FFR及分叉病变介入治疗的意大利医生ColomboAntonio;帮助开展CTO病变PCI的日本医生Tsuchikane、Katoh、Suzuki以及Mitsudo等;以及帮助我国培养许多PCI中年轻术者的澳大利亚教授林延龄等,他们的帮助指导将永载史册。

  八、总结与展望

  回顾40年历史,我们发现,从中国首例PTCA到有关BRS的系列研究背后有一种贯穿始终而不变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心血管介入医生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精神。目前,中国年PCI开展例数已达到全球第二,我们已经多次受邀在国际会议上介绍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进行新技术、新器械介入手术转播,这无疑是值得骄傲的。

  PCI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仍处在不断发展中,中国的PCI技术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的PCI相关企业正在努力完成从制造到创造、从产品到品牌的转变。展望未来,例数和规模将不再是心血管介入医生追求的主要目标,应在规范化的前提下,进一步做好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更好、更快地应用在最适宜的患者中。同时关注围术期诊疗和有效的预防,以期从整体上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国STEMI救治的水平仍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与国外发达国家80%~90%的直接PCI开展比例相比,仍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另外,PCI领域研究的原始创新程度还不够高,中国心血管医生应更加密切地与国际或国内学术组织和同道合作,以未解决的临床需求为目标,携手投身于新技术、新疗法的创新事业中,努力完成从数量到质量、从临床问题到科研课题的转变,提高临床研究的原创性。因此,未来PCI领域将会出现以"技术-器械-材料-药物-临床-预防-康复-基础"等多个学科交叉渗透和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介入治疗将会使更多冠心病患者更大地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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